学者爱默六七年前记范用抱八十朵鲜花登门为钱锺书祝寿未被钱会见（详见牟晓朋范旭仑合编《记钱锺书先生》118页），近来有化名“旭天”者在《中华读书报·时代文学》第十五期大号“精神产品也应打假”，说：“范用同志说送花祝寿是有的，还与杨绛在花旁照了像呢。这怎么会是‘未被接见’呢？”怎么“与杨绛在花旁照了像”就证明是被钱锺书接见了呢？被杨绛接待就等于是被钱锺书接见吗？奇怪！他接下来的言论似乎有些离谱：“既作践了范，又损伤了钱。钱先生又怎么会那样不近人情，将出版界的一位老专家前来祝寿而拒之门外呢？这不是要把爱默变成毁默了吗？”“将出版界的一位老专家前来祝寿而拒之门外呢”别扭得不像汉语，说“将前来祝寿的一位老出版家拒之门外呢”岂不爽快？
恰好新来又读到范用祝寿未被钱锺书会见的记载，作者舒湮是钱锺书的朋友、杨绛的同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的舒湮《孤月此心明》第51页记载道：“钱锺书八十华诞之辰，有位出版家偕友人手捧以八十朵红玫瑰的大花篮踵门祝嘏，由夫人杨绛出面接待，声称：‘默存躺在床上，不能见客，很对不起。’来者自感久坐乏味，败兴而去。翌日，主人获悉，内疚不安，亟电这两位朋友道歉。其实，那天他整日独坐在比邻的书斋中批卷读书，以求避寿。”
钱锺书八十华诞那天前往祝寿的人很多，当时常出入钱府的舒展就做文章说：“钱先生八十大寿，函电、客人均数倍于前，实在应接不暇。钱先生无奈，只得躲避他室，一应访客全由杨先生挡驾，忙得杨先生嘴上都起了水泡。”（《钱锺书与杨绛》，《英语世界》1992年3月号）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伊就是其中之一。他4个月后记载：“钱先生八十寿辰时，我们买了一个花篮，还带了一套四大古典名著豪华本作为礼品。到了钱先生家，杨绛出来接待我们。她既高兴又带歉意地说：‘锺书不识抬举。他不同意做生日，我们连长寿面也没给他做。这两天他不大舒服，不能出来接待你们了。’”（《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经济日报》1991年3月31日）黄伊是《围城》后期的责任编辑，和钱先生很有交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十年来一直在印钱著，而当时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还没给钱先生出过一本书。
钱锺书先生对范用的微词，已被公开的亲笔书函有两则，详见《记钱锺书先生》335页、《写在钱锺书边上》129－130页（亦见《钱锺书评论》卷一308页）。
黄永玉《悼念钱锺书先生》（《明报月刊》1999年2月号）：“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锺书不近人情。”吴泰昌《秋天里的钱锺书》：“钱先生在待人接物时，有客客气气的推却，有似乎不近情理的拒绝，有勉强同意的接待，有兴致勃勃的交谈。”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都可以参看。
不过，“旭天”说：“甚至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竟至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时还闹得文化界是非蜂起，议论纷纷，这除了生造一些膈膜与误会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应当刹一刹社会上的这股歪风。不过说来也怪，在这种纷乱之中，倒是真有人发了迹，有人从文痞也变为文老了。”倒是真确的，我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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